王富洲--1960年,我们登上了珠峰
  贺老总:登不上去回来别见我
  当时是1958年吧,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,说是希望攀登珠穆朗玛峰,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就同意了。攀登时间一定啊,就要选拔队员。选拔队员的条件是贺老总管的。他是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。当时从北京地质学院要了三个,一个我,一个石静,都是地质学院老党支部书记,还有一个贺惠慈。贺惠慈现在还在中国地质大学当教授,石静同志已经去世了,三个现在还剩我们俩了。
  正式攀登是1960年。当年2月底我们就到西藏了,到珠穆朗玛大本营,提前一个月适应,在山底下进行训练。早上起来到附近低山上跑跑步,活动活动。3月份开始逐步的来按计划建不同地方的营地。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珠穆朗玛登上去,一定要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。贺老总给我们讲话嘛,登不上去回来别见我,意思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

  背负四个氧气瓶 劳累过度发生雪盲
  在5月份开始登珠穆朗玛的时候,最好的一个条件就是西藏那个牦牛啊很有用,牦牛可以给我们驮到六千,但是我们也要背东西,为什么呢?适应过程。你想适应快必须要背点东西,所以先到六千米的营地,一号营地是五千,二号营地是五千九,第二大本营就是六千,每个队员都要走一遍。
  我在七千四百五的大风口住了一个晚上,然后背着东西往上走了不到五十公尺,一头趴下了,什么都看不到了,整个眼睛全瞎漆黑一团,胳膊腿都走不动,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动,都不听使唤了,当时他们有几个人吧,有我们队长史占春,还有王风通,刘连满,他们一看我这样,就都把我扶起来吸口氧,一吸氧整个都精神了,完全都恢复了,什么也都看到了,他们一看,当时我是主力队员啊 怎么走到这里就不行了呢?再一看我的背包里面背了四个大氧气瓶,实际上那是把我压趴下了。背的越重,高山上的反应就越重,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,哪怕是牺牲也要登到顶峰,所以大家都争着背东西。他们一看我身上背那么多氧气瓶不行,于是就给我拿下了三个。

  8780米 光脚登天阶
  由于不少人受伤,最后就留下几个人,许京、我、屈银华、刘连满、贡布。在八千五的位置,那天九点多我们就出发了,走了没多久,队长许京不行了。就把许京同志换下了,结果我们四个人就往上去了。
  到走到第二台阶的时候,最后是六米多一点,但它整个就是一个峭壁,这个峭壁特陡还凹进去一块,这个六米最难。过去外国队从这里登了多少次,牺牲了多少人,都是在这里失败的。当时大家使劲在那登都滑下来了,后来刘连满同志出了主意:“我蹲下,屈银华你踩在我的肩膀上,其他人在旁边保护再帮着推一把”。在登的过程当中,刘连满摔了好几次都爬不起来了,所以后来就是屈银华上。那会我们都穿着登山靴下边都有钉子啊,大长钉子。屈银华感觉穿着这个也没法上,就把这个蹬山靴给脱掉了。脱了以后穿毛线袜子,峭壁上也是光滑的也没法登。他把袜子也脱了,就穿一双单袜子。屈银华边上边打这个钢锥,本来都是往岩石上打的,结果岩石锥没有,用一个叫冰锥的,就是打到冰上的一个锥子,比较长。这个螺旋型的一个锥子,屈银华站在那个台阶上,最后一个基本上就都是到台阶上来了,打上了就拴上了一个绳子,他一爬上去大家都高兴了,只要有一个人上去,那其他人绳子撂下来就都上去了。爬这个六米多一点峭壁啊,我们四个人在那里爬了五个多小时。
  一到第二台阶上,这个刚走走了十几米李刘连满就咕咚趴下了,他身体不行了。往前又走了一段有个大石头,躲在这个地方比较安全,就是我们研究开个会,想着把刘连满放在这里。刘连满是我的教练,他登山比我早两年,他经验也比较丰富。我跟刘连满说了说,他同意留在那里。

  凌晨,我们终于登上顶峰了
  下面我们三个研究路线从那里到那里拐到那里,我们三个接着往前爬,但是我们爬到顶峰的时候,已经都是凌晨四点多了,因为贡布走在前面,屈银华那时候脚已经冻的不行了,他在中间我在最后。
  我们走在这里大家一看那都是凌晨嘛,天也是最冷的时候,当时贡布还带个手枪打几次。打也打不响。这么高这枪也不响。在上面休息会,把主席的石膏像和带着的国旗包好准备埋在顶峰,顶峰上都是厚雪硬雪不是软雪也没办法埋,埋上以后大风一刮也就刮走了。从顶峰下来,在冰雪和岩石交接的方找岩石比较宽的缝,把这个主席像和这个国旗放在那里。我们在那休息大概一刻钟,大家就琢磨赶紧下去。上去了精神压力就小了,完成任务了。这时候氧气都没了,氧气瓶就一扔大家都轻装往下就比较快。

  刘连满的遗书
  刚下了一二十米吧,贡布就喊:刘连满还活着那,拿着个冰镐向我们招手呢。那个时候东方都已经亮了,见到刘连满大家都觉得太不容易了。任务完成了,刘连满还能安全的活着,这四个人还没出什么事情,心情都很激动,大家都抱头痛哭了一下。刘连满有个氧气瓶,我一抬他的氧气瓶,刘连满说这是我给你们留下的,我一看氧气瓶下面有个条,我拿出来看了一下,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,大概的意思是这样:王富洲同志,我知道我不行了,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,给你们3人回来时用吧!也许管用。永别了!同志们。
  当时大家看完后,辛酸的眼泪哗哗的就下来了,都痛哭流涕。一定是刚才我们上去的时候他以为自己不行了,所以为了其他同志的安全,为了顺利下山,他自己一口氧气不用,留给我们。坐了一会以后我们和刘连满一起开始往下,再不下天气就要变坏了。

  滚落雪坡 差点摔成肉泥
  我们走到八千一那里天黑了,什么也看不见,那里应该有帐篷,可是帐篷也看不见。不能停啊,按照我们白天走的方向,走啊走啊走,屈银华在前面,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绳子连着。走着走着就听到哎呀的一声,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肯定是危险啊,我就用冰镐的那个尖往雪里砸。因为那个雪是松雪,松雪下面都是石头,砸到石头上就把我的冰镐给顶回来了。那时脑子只是想这一次完了,彻底完了这次,到这里活不成了,就往下滚吧,滚啊,大概有一百多米,我已经滚晕过去了。屈银华在上面喊我,王富洲他们也喊我。后来我被喊醒了,腿抬不起来了。又过了十几分钟,才抬的动了。
  我们又继续往下走,边走屈银华边喊喂喂希望下面有人来接我们,快到七千九那个营地,那里听见下面有人应话了,这高兴啊。我们就屁股坐在雪凹里顺着往下滑。结果到了以后还真不错两个同志接我们。他们拉着我们慢慢往下走,往七千零七,就是往北坳那走。走到那里已经半夜了,他们的人都没睡,韩副总在大本营组织他们,给我们煮了点面片。我们第二天一早,他们实际上差不多给我们都驾下来了。从七千米北坳上面一直给我们架到六千米,这算安全的走到安全地带了,我们一到那里,西藏文工团的那些女同志们都到那里了,当时那些演员看到我们哭得都跟泪人似的。那时候我们都不像人了,脸上的皮都可以一层一层撕下来,嘴肿的晒的黑黑的,谁都不认识谁了。

  王富洲:河南西华人。195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,同年登上苏联境内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。1959年登上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。1960年5月24日,任突击队长,与贡布、屈银华三人于25日凌晨4时20分,首次从东北山脊登上海拔8848.13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。1984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杰出运动员之一。